退休后的何小荣上山为丈夫刘四勇洗菜做饭（资料图片）。
十三师红星四场场部正北28公里处的喀尔里克山，是红星四渠的渠首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土地贫瘠。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，每年至少9个月的时间守在这里，观测记录水情，守护山下人的用水安全。他们甘于寂寞，这一守就是23年。
他们说：“最起码，守到退休吧！”
初见
这不是一次愉悦的见面。
1997年3月1日，在颠簸了2个小时后，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首次登上山——这是他们与这座山的第一次遇见。
临上山前，他们把新房里所有的家电家具都装上了车，“以后，那儿就是家了。”
可这是怎样的一次见面！
何小荣用“光秃秃”来形容：未完全消融的冬雪，极目远眺处，皆是裸露的岩石；近处，一条还未解冻的渠，一座吊桥；再近点，一间石头房，两间土坯房，几十棵手腕粗细的榆树，其他就没了……
何小荣急了：“这地儿太荒凉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她扭头欲走。
刘四勇赶忙拦住，哄着她：“再过几个月，渠里有水，屋前有树……”接着，伸出4根手指头，悄声说：“再说，咱不是每个月还有400块的工资么！”
其实，他心里也没底，这也是他第一次上山，也很失落。只是“应了的事，哪能说变就变”。
她拗不过他，只好卸下所有家当。
第一晚，风扯着嗓子往屋子里钻，把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逼到房间一角，二人相拥而卧，一夜无眠。
相识
这是一份简单、也不简单的工作。
守渠的活，很简单。每年的工作时间是3月1日到11月18日。其中，汛期，6、7、8三个月，山上多暴雨。
每天的工作任务，不难。从住处往西100米，越过一座桥，底下有个水尺，上面有刻度，对应着水流、水量。他们称之为“水尺房”。非汛情期间，每隔4小时观测一次。汛情期间，每隔半小时，观测一次。从水尺房往西7公里，还有一个观测站，没名字，老守渠人都叫它“7公里”。
巡渠，主要就是巡这一段路程。一个来回，14公里。山路难走，需五六个小时，带点馕、水，怀里揣上笔、本子。一般是6时出发，11时30分便可返回。非汛期，每三天巡一次渠；汛期，每天巡一次，特殊情况除外。
较难的属开闸门了。“闸门的把手摇10圈才能提上去0.01米，每次至少提3米，两个人换着来，得3000圈。这可是个力气活。”刘四勇笑着说，这23年里，他摇坏了3个摇把子。还好，现在是电动的了，不再那么费力气。
“吃得苦，住得也苦。”刘四勇说，“单位送上来的菜，主要是耐贮存的白菜、萝卜。”山路远，补给成了问题。山里海拔比场部高出1280米，平均气温要低7摄氏度。
为了抵御寒冷，守渠人发明了一种把泥和煤和在一起打成的“煤砖”，好搬运。冬日里，再掰开慢慢烧。
相比而言，更让人难熬的是寂寞，尤其是节假日山下烟花爆竹响起时。
“每天，我都要去那块高处的石头上坐一坐，看一看山下的车，看一看山下的人。”刘四勇伸手指向东边。
“118棵苹果树，76棵杏树。苹果特好吃，2002年我们还给单位上交了5吨的苹果！”他指向北边。
“每当估摸着同事们该来送补给了，我就一直等着，就想跟他们说会儿话，聊聊天。在山里待久了，最开心的事就是听见‘人声’。”
“这么苦，为什么还守？”
“你不守我不守，谁来守？组织交给我的活儿，我就要一直干下去。”刘四勇在一旁轻声说。
一阵风吹过，房前那片榆树的叶子，哗哗作响。
相知
如果没有那次特大洪水，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会一直觉得红星四渠是“温柔”的。
2007年7月16日，哈密出现连续12个小时强降雨，引发山洪。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山洪，水位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——27米，有的地方漫渠达0.5米，渠首岌岌可危。
时任红星四场水电所所长张军超，工作人员李顺臣、刘洪宾接到刘四勇的预警后，在7月16日前赶到了山上。
他们两天两夜没合眼，顶着狂风、迎着大雨，2小时值班，警戒巡逻，开闸泄洪。背沙袋、堵缺口，整修加固堤坝，抵挡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。
7月17日夜间，裹着泥沙、冒着泡沫的洪水从喀尔里克山咆哮而至，一切人力皆是徒劳。
闸门、吊桥、值班房……双目可及之物，皆被冲垮，李顺臣的摩托车被冲到了四场场部，只剩下了一个壳子。
“一个巨浪远远冲来，我们赶紧往北边高坡上跑。”回忆至此，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仍是后怕不已。幸亏这几人都是水电所的老员工。五个人，胳膊挽着胳膊，中间一人，拿着大木棒在探路。最浅处，刚过膝盖，最深处，没了腰。就这样，从19时走到第二天1时，他们深一脚浅一脚，走了20公里，最终抵达了园艺一场，见到了站在铲车前等着他们的场领导，热泪盈眶。
第二日，洪水散去。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又走了5个多小时回到渠首。
“刚回到渠首，走进屋子就看见阿里别克（当地村民）静静地坐在里面，他看见我们进来抱着我就哭，我也抱着他哭，他以为我们被冲走了。”刘四勇笑着说。
对刘四勇来说，渠首就是他的命，也是山下红星四场所有职工群众的命。
遗憾
“哪件事最遗憾？”
“孩子。”刘四勇夫妇低下头，沉默半天，鼻子一酸，缓缓吐出这两个字。
他们的独生子，叫刘波。
上山时，刘波2岁10个月零一天。他们把他托付给了哥哥刘光明。
“多挣点钱，让娃娃以后少受点苦。”关于孩子，上山前，他们是这样想的。
第一年冬闲回家，孩子躲在奶奶身后，怯怯地看着他们，任凭怎么哄，就是不上前。
此后，越来越生分。
那阵子，他们想：“也许会慢慢变好，也许就一直是这样了，可他终究会理解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做错。”
2016年，何小荣被调往山下，在场部水电所上班。这时候，她和儿子渐渐亲近起来。2018年退休后，何小荣山上和山下两头跑，一头是丈夫，一头是儿子。
“现在好多了。虽然不能说是‘知心朋友’，但感情融洽多了！”刘四勇咧着嘴，笑了。
刘波说：“我爸的水情资料，一柜子放不下！”或许，每个孩子都会把自己的父亲视为英雄，只是不善表达。
改变
日子，终归一天天好了起来。
最让刘四勇高兴的是，他入了党。2004年7月1日，红星四场水电所为刘四勇一个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。面对党旗，举起右拳，他庄严宣誓：“……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”
彼时，刘四勇身边的变化也越发让他满意。“守渠有了正儿八经的住处了，门也结实，刮风时没有那么大声音了。”
1999年7月，场领导上山巡渠。那日，正好下雨，“哪儿都漏雨”，只能端着面盆接雨。“老刘，房子，我们回去就研究。”场领导扭过头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2000年动工，崭新的6间红砖房，终于建起来了。这房很结实，抵住了那次特大洪水，只是墙角处山洪冲刷的印子，依稀可见。
吃得越来越丰盛。打2016年起，路通了，电通了，以前两个小时的车程，现在也就半小时。啥时候缺吃少穿了，有车下去采购时，刘四勇就蹭着去买点时令蔬菜、新鲜的肉，可以“想吃啥就吃啥”。智能手机也买上了，可以和儿子视频聊天了。
何小荣退休没隔一个月，又返回到山上。“他不好好吃饭，我上来监督他。”何小荣笑着说。
“山下不好吗？”我们表示不解，平日照顾孩子，闲了去文化广场上唱唱歌，跳跳舞，不惬意吗？
“她已经不习惯了！”刘四勇笑着说。
前不久，领导找他商量：“老刘，要不要下来待几年？”
沉思再三，刘四勇最终还是婉拒。
曾经，刘四勇、何小荣夫妇是多么盼望着这一天。但当这一天当真来临，他们却舍不得。
“真放不下了！这不，离退休还有好几年，到那会儿了我再慢慢适应。”刘四勇没再多说。
夜幕快降临，四处安静得只能听到风声。我们驱车离开，回头望去，漆黑的山里亮着唯一的灯光……（兵团日报驻十三师记者站谢增杰 通讯员张国锋 文/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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